广州日报:怎么想到要在内地出版《常识》这样一本书?

  梁文道:其实,我一直想在内地出一本书。这些年,我写了很多时评方面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在内地的报纸上发表,之前一直又和出版社的朋友商量结集出版的计划,但一直没有出,因为时评这个东西很容易过时,与杂文不一样。后来我根据选出来的时评拟出了一个结构,让这些文章有了脉络,前面为国内近3年最为关心的一些时评,后面为国际上的一些话题。

  广州日报:你是窦文涛嘴里的“知道分子”,也是凤凰的名嘴、教书、搞出版,还是香港两个剧团的董事局成员,拥有这样多的身份,你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

  梁文道:要说界定身份,我可以肯定地说,其实我就是一个读书人。今天的读书人和古代的读书人是不一样的。现在大家习惯把人分成几类,读书人和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是别人给你认定的,这是一个身份,是需要自己来主动承担一个读书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作为读书人,我觉得我会死得很早,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是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干而且能够干的。你做得越多,你的能量就越大。有些人可能很好奇,你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儿。答案是:你做的事儿越多,你能做到的事儿就越多,所以我认为读书人才是一个身份,我喜欢读书,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读书人。

  “混混”老大推荐读川端康成

  广州日报:你说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可好像你读书的时候成绩一直不好,甚至台湾所有的中学都不收你,为什么?

  梁文道:我出生4个月,就被抱去了台湾,在那里一直长到初中毕业。彼时台湾很多帮派,文道14岁时,认了十八九岁的大哥,跟着老大上街吃啊喝啊赌啊,当然也有打架。两群小混混约好了时间,到某个中转车站碰头。车站旁正好有个书店,若是到得早了,我便闪进书店,边看书边等。时间一到,嘴里吼着“你们找死”,就拿着棍棒冲出门去。

  台湾的小混混不读课本,不等于不读书。事实上,我开始读川端康成,就是“混混”老大推荐的。我本人更中意哲学,初一就开始读殷海光,读胡适,读罗素。初中毕业后,因为有被警察收容过,没有高中愿意收我才被父母接回香港。

  广州日报:梁先生什么时候开始写时事评论?

  梁文道:我开始写评论是在1988年,但是那个时候我主要是写艺术评论、文化评论,偶尔也写一点时事,那时我只有十七八岁。真正很密集的写是过了2000年之后。17岁那年,我已是左派先锋青年。有人对我说,你那么多意见,就自己写点东西啊。就这样,我开始写时评了。

  广州日报:2008年茅盾文学奖比往年更加受到关注,你怎么看茅盾文学奖?

  梁文道:很多人谈麦家的《暗算》,我发现当我们做书评的人介绍书的人谈到一个年轻作家的时候,我们最常用的字眼是什么?是成熟。说他已经很成熟了,或者说他太年轻所以还不够成熟。我觉得这是做书评的人的一个惯性,因为要凑足字数,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就拿岁数开始谈下去,对80后那些作者都是这样对待。当然说这句话的前提是觉得自己够老才会这样说,但是太多类型化的思考。前几年我们讲于丹,讲易中天也是这样,一来就说于丹不是学者如何如何,人家也没有说她是个专家。动不动就联名抵制,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现象。

  窦文涛才是真正的主持人

  广州日报:听说《文道,非常道》停播了,是真的吗?

  梁文道:是的,这个栏目已经停播了。据说是因为没有广告,其实听别人说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还是挺高的,当然,我在凤凰卫视里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与窦文涛和胡一虎这些真正的主持人来对比,我不是专业的主持人。节目停播以后,我已经有很多精力来做开卷8分钟。作为读书记者,你能了解一个读书人能做读书节目,其实也是一件快事。

  广州日报:在内地的第一本书已经出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梁文道:我将陆续出一些书,主要是讲读书和文化的东西,比如“露点”现象、电子游戏以及一些思潮方面的东西。

  山寨文化反映

  中国大众文化的

  调侃性格

    梁文道说,“山寨首先想到会翻版、模仿、抄袭,但是更有趣的是,山寨文化看到整个今天中国大众文化的调侃性格,比如像央视办春晚,有人要搞一个山寨春晚,然后大家很高兴,觉得很有创意。”

  梁文道认为,这个事情分两面看,一方面大家都在拿今天的主流的文化或者上得台面的东西开玩笑,这恰恰表示今天的主流是多强大,强大到一个程度是大家都想颠覆它。可悲的地方或者让人难过的地方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东西,最能够发挥我们想象力的东西都是想办法怎么去调侃。我们怎么样能跑掉,我们没办法离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