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代著名的文學家和書畫家,生於宋仁宗景祐四年(一O三七年),卒於宋徽宗建中元年(一一O一年)。他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被譽為「三蘇」,父子三人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占有重要地位。

  蘇軾的家庭有一種濃郁的文化藝術氣氛,他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嘉祐二年(一O五七年),廿一歲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城參加進士考試,他和弟弟蘇轍同科及第,並深得主考官歐陽修和試官梅堯臣的賞識。嘉祐六年(一O六一年)蘇軾又參加了朝廷的制策考試,獲得了優異成績,被任命為鳳翔府(今陝西鳳翔)判官,從此踏上了漫長的仕途。

仕途及改革

北宋中期社會出現了相對安定的小康局面,而事實上卻潛伏著嚴重的危機。蘇軾針對財乏、兵弱和官冗等政治弊端向朝廷進呈了大量策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見。這種危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對遼和西夏的騷擾擄掠採取屈辱的以金帛買和的政策,不注重加強國防建設,而遼和西夏的慾望又始終難以滿足。2、對人民加緊剝削和壓迫,把一切負擔轉嫁給他們,加深了人民和統治階級的矛盾。3、面對上述民族和階級矛盾尖銳化這種嚴峻的形勢,朝廷內部出現了新、舊黨爭,其實就是改革與反改革,變法與反變法的鬥爭。 蘇軾採取了中間溫和的政治態度。

  鳳翔任滿之後,又先後擔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等官職。這時正值王安石變法,這次變法是繼「慶歷新政」之後的又一次改革運動。變法的口號是「富國強兵」,中心問題是「立法更制」,多方理財。王安石主張迅速向全國推行新法,以解決北宋王朝所面臨的種種危機。熙寧四年蘇軾寫了-上神宗皇帝萬言書等奏摺,對新法的許多做法提出了反對意見,強調擇吏任人,而反對王安石的「立法更制」:主張「節用以廉取」,而不贊同擴大「求利之門」;蘇軾並不完全否定新法,但提出「欲速則不達」,應該步驟穩健,徐徐而來。蘇軾的這些意見沒有被神宗和王安石採納,他感到壓力很大,處境困難,於是請求外調。

  此後,他相繼在許多地方任職,因不被朝廷重用而鬱鬱寡歡。消極處世的思想在填寫的《水調歌頭.丙辰中秋》一詞中也有所表現,詞中說:「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他嚮往離開這個塵世,飛到光明聖潔的明月之官,但月宮又太高,受不了那兒的寒冷,還是人間好啊!種複雜的心情反映了他出世與入世兩種思想的矛盾,積極入世的思想終於又克服了消極出世的思想,最後還是回到現實。事實上也是這樣,他在地方任職期間,努力為百姓做實事,懲辦悍吏,滅蝗救災,訓練軍隊,對地方行政也進行了一些改革。

  北宋中期朝廷內部鬥爭日趨激烈,由於保守派的反對和變法派內部的相互傾軋,王安石兩度罷相之後退居金陵(今江蘇南京),一場嚴肅的變法爭鬥逐漸演變為排斥和打擊異己的爭鬥。時監察御史裡行何正臣、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把蘇軾詩中某些諷刺新法的部份誇大為對朝廷乃至對神宗的不滿,說他有叛逆思想,如他們把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一詩中的「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也當作一個罪證,在神宗面前說:「陞下飛龍在天,蘇軾以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蟄龍,非造反而何?」在這幫小人的饞言下,於是宋神宗降旨拘捕蘇軾。由於神宗祖母曹太后的干預和許多大臣的講情,只定蘇軾個「譏諷政事」的罪名,被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這就是北宋歷史上有名的文字獄-烏合詩案。

  元豐三年(一0八0年)二月,四五歲的蘇軾到達貶所黃州,黃州太守徐君猷對他不錯,經常一起宴遊,還允許他在附近各地自由往來。到黃州的第二年,蘇軾生活漸漸困難,老友馬正卿為他請得城東荒地數十畝讓他墾種,這地方就是所謂的「東坡」。蘇軾親自在東坡開荒種地,對這個曾經長滿荒草的地方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在詩中說:「雨洗東坡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犖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他讚揚東坡如山石般坎坷堅硬的道路,自己也要不避艱險、樂觀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進。他把東坡看作是自己個性的象徵,於是取號「東坡居士」。

  元豐五年七月和十月,蘇軾兩次遊黃州附近的赤壁,寫下了《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這樣膾炙人口、流傳千古的名篇。從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對自然、歷史和人生的認識,也可以看出此期的蘇軾由於政治上的種種挫折導致他思想上消極苦悶的一面,只是這種消極苦悶的情緒表現得比較豁達開朗而已,明顯地反映出老莊崇尚自然、隨遇而安的哲學思想對他的影響。另一方面,蘇軾畢竟是一個有理想、有熱情的人,想到周瑜三十歲左右就功成名就,面對壯麗的江山和古代英雄的業績他讚嘆不已,藉此抒發自己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可是如今自己已經是華髮早生,不僅功業未就,而且身遭貶斥,這又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在這些作品中消極與豁達,奮發與感傷這兩種對立、矛盾的思想感情聚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儒家與佛老的哲學思想對蘇軾的影響。

  「蘇軾在黃州生活了四年,在此期間雖然心情非常不好,卻創作了大量的詩、詞、賦、散文、評論,以及書畫作品,成為他文藝創作的一個高潮。」(趙銘善-影響中國歷史的五十個男人)元豐八年(一O八五年)三月,神宗去世,年僅十歲的哲宗即位,神宗的母親,守舊派的代表高太后臨朝聽政。這年五月蘇軾由罪臣的身份一下子被任命為登州(今山東蓬萊)知州,旋即任禮部郎中、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成為皇帝的老師、高級翰林。為什麼蘇軾會青雲直上,官運亨通?高太后和蘇軾的一段對話道出了其中的緣由。高太后問:「卿前年做的是什麼官?」蘇軾回答說:「臣為常州團練副使。」又問:「如今是什麼官?」「臣今為翰林學士。」「怎麼升得這麼快呢?」蘇軾回道:「是太后和皇帝(哲宗)陞下提拔的結果。」高太后搖了搖頭說:「這是先帝(神宗)之意。」先帝每次誦讀卿的文章,都讚嘆說:奇才!奇才!只是沒有來得及用卿罷了。蘇軾確實有才能,但他考慮到與司馬光的政見不同,他接連上書要求出任地方官。元祐四年(一O八九年)蘇軾以龍圖閣學士出任杭州知州。蘇軾到達杭州之後,寬減賦稅,賑濟災民,興修水利,做了許多對人民有利的實事。杭州人民為了紀念蘇軾,把湖中長堤取名蘇公堤。

  紹聖元年(一O九四年)哲宗親政,新黨再次上台。這年四月哲宗以「譏斥先朝」之罪把蘇軾由定州貶至英州(今廣東英德)、惠州(今廣東惠陽)。鑒於蘇軾屢因文字獲罪,親友們都勸他不要再寫詩文,但出於對現實的關心,在這一段時間他仍寫了不少散文和詩歌,其中《荔枝嘆》一詩從歷史到現實揭露了那些爭幸買寵的官僚們的無恥行徑,甚至對當今皇上也作了含蓄的諷刺,不僅「譏斥先朝」,而且譏斥了時政。紹聖四年(一O九四年)朝廷再次加重對舊黨的貶謫,蘇軾又由惠州貶至儋州(今海南儋縣)。直到元符三年(一一OO年)宋徽宗即位,這才通赦北歸,回到常州。第二年他就病逝了。

  蘇軾一生長期貶官,道路坎坷。由於溫和的改革思想使他不僅和變法派不相容,又和保守派相矛盾,身處政治夾縫之中,因此不管是變法派還是保守派上台,他都成為排斥乃至打擊的對象,這就是他一生悲劇命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