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期法家的代表

a)管仲:認為人君當以政令的督禁,謀求人民的根本利益,辦法則是以重農政策為中心,輔以節用、輸財、濟困等措施。人民必須享有充裕的衣食,但私人的財產不能積聚過多,以免貧富懸殊而發生危機,因此主張工商大利收歸國有。

b)子產:改革鄭國內政,聽從輿論,擇賢從政,破除迷信,主張重刑,言行含有濃厚的法家思想,,以嚴刑為治。

c)李悝:是律家之祖,著有法經,集諸國刑典的大成,而為魏國有系統的法典,又創行經濟政策,調整賦稅。

2.戰國中期法家的派別

a)重術派(以韓國之申不害為代表)

i)術:「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

ii)術是祕密的統治技巧,駕馭臣下的手段。國君須以權謀操縱臣下,暗別忠奸,君以莫測的賞罰,使臣下悚懼,不敢為非。

b)重法派(以商鞅為代表)

i)法是政府所定臣民共守的法令,主張規定法條,以嚴刑重賞為手段,促使臣民徹底實行。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c)重勢派(以慎到為代表)

i)勢者,威勢之意,此派特別強調勢位於君主之重要,認為君主需有威勢,君主只要掌握政府的權威,即可號令人民,而人民莫敢不從。所以要國家治平,就必須扶植國君的威勢,只要有權,即使中材或庸劣之主,也可為治,臣民也得效忠,而不容違抗或批評。

「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

「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賢者,則權重位尊也。」

「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3.戰國末期法家的代表:韓非子

a)人性觀

i)主張人性為惡:人之行為,多從私己利己為出發,故一切人際關係都是以利益為其標準。

「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是利也。」

b)教育觀:肯定人的自利與自利,人是性惡,故以賞罰來控制人之行為。

i)反智:以仁義治國,必導致卑主而危國故要求臣民不必賢者,只要服從。主張以一智代眾智,一行代眾行,要求人民在法之教化下,完全作出機械式的反應,不主張發展民智。

ii)禁私學:游士不做實際工作,而好發議論,是不能容的,故禁私學以絕游士,又要統一人民思想,故不可有私學,人民要「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c)政治觀:(完全以統治者的角度和利益出發)

i)法術勢合一:以勢為體,以法和術為用

*主張扶植君主的威勢,反對儒家的賢人政治,認為世上的賢人太少了,君主只要威權在手,中材之主便可為治,即使桀紂一類的暴君,只要有權,臣民也得效忠,而不容違抗或批評。

*主張治國要有法,法要不分貴賤,一律遵守,行法就要有刑有賞。反對儒家的愛民理論,君主愛民,無非想藉此取得人民的擁戴,但政府的基礎若建立人民的擁戴上,則是非常危險的事。因此他認為只有用嚴刑峻法,才可使人民不敢不忠,不敢為非。

*主張君主用人要有術,用術最主要的要求是知人善用,用人之智,用人之能。君臣之間絕無仁愛信義存在,為臣的多覬覦君主的權位,為君的則處心積慮保持自己的權位,因此君主要用術來控制臣下。其要點是明察臣下的奸惡,要察臣下之奸,必須使明無所蔽。又不可對臣下私寵偏聽,免奸臣有培養勢力的良機。

ii)駕馭臣下之法:循名責實,信賞必罰

*人君授臣以位,必按其位之名,以責其功之實。名實相符者賞,名實不符者罰。

「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少者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悅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有過於大功,故罰。」

iii)主無為而治:君主用賞罰駕馭人民,只要秉要執本,使臣下自效,各處其宜,各盡其能,便可無為。君主一人決不能有無限的智力,故要善用眾人之智力。「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只有用眾人之智力,君主便可虛靜無為,但臣下則大有作為。

iv)反傳統,主張變革: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事移而法不易者亂。」

v)富國強兵:國家最需要的人是兵和農,因他們是富強的資本,國家必須對他們獎勵優待,使他們戮力於農戰,以達到「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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