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了父亲季羡林,一跪多少亲情泪】

98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被人称为“国宝”。一直隐居幕后颐养天年的他,因为最近“假画”事件的热炒,又成为读者关注的热点人物。围绕在父亲身边的是非纠纷,也让与他一度老死不相往来的儿子季承、为即将是望百之年的父亲开始担忧。

季承是中科院的一名退休干部,因为不满当年父亲对母亲的“冷漠”,父子之间积怨甚深。两人同居一城,季承曾经上班的地方离季羡林住的医院只有一站地铁的距离,但父子之间却长达13年无缘相见。 “假画”风波之后,终于,在 2008年11月7日上午,73岁的季承在家人的簇拥下来到了解放军301总医院,见到父亲,季承紧步走了进来,还没来得及放下手中的东西,眼眶湿润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父亲,我给您磕头了,我来听您的教训了!”

这一拜,让年近百岁的老父亲也老泪纵横,他伸手将儿子扶起,拉到自己身边,情绪激动地说:“教训什么啊,能看到你我高兴……”季羡林父子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矛盾恩怨?

朦胧少年盼父爱,三次离别埋下“恨父情结”

我的父亲季羡林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攻读德文。次年,应父母之命,与年长四岁的母亲彭德华结为夫妻,后生有我大姐婉如。我出生在1935年夏天,父亲给我取名季延宗,我刚满两个月,父亲就被清华大学送往德国哥廷根留学。这一走,就是12年。

我刚懂事时,对父亲这个称呼没有一点概念,只是看见别人有爸爸。就问母亲:“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母亲把我拉到正屋,指着墙上一个镜框说:“那就是你父亲,他在天那边儿呢。”

5岁时,父亲从德国来信,告诉老祖(婶母)和母亲,应该把两个孩子送到学校读书了。在学校,因为父亲没在身边,我没少受委屈。一次,老师让每个同学讲讲“我的父亲”,我这样说道:“奶奶说,父亲在外国,穿洋装、坐马车……”结果惹的大家阵阵取笑。自此,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并不招人喜欢,就再也不提父亲二字。

1945年10月6日,父亲束装上道,途经瑞土东归,回到了北京。无奈当时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他有家难归。直到两年之后,他任北大东语系主任才再次回乡。

1947年暑假,父亲乘飞机返回阔别十二年的济南老家。那天阴雨绵绵,我们家上上下下却充满了喜气。母亲把家里收拾一新,庄重地等待父亲的归来。父亲那年37岁,英姿勃发,进门的时候他身穿灰色雨衣犹如战时将军服,头发也梳理整齐。

“快叫爸爸,叫啊。”母亲推着我和姐姐,可我终究喊不出口。父亲看到一双儿女,心里由衷高兴,他左手拉着大姐,右手抚摸着我的头说:“怎么是光头呢,像个士兵一样。”因为这句话,我的脸一下子像苹果般羞红,从此我再也没有留过了光头。那次见到父亲,我没有亲近的感觉,与梦中期盼已久的父亲形象更不相符。那个时候,家里很因难,叔父年迈多病,早已不能工作。续弦的婶母每日摆小摊卖香烟、炒花生和最便宜的糖果,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母亲更是日渐地苍老。我看见 父亲表情严肃,喟然长叹:“十年一觉欧洲梦,蠃得万斛别离情。”

一种生疏感让我和父亲相处很不自然,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也试图和儿女多接触,故意去逗我们玩。但总是那么一小会儿,他就抱着书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有一天,我正在外面玩,被父亲叫了进去,亲切地说:“这是我给你们买的金笔,你们俩一人一支,将来一定要好好学习。”同时,父亲还拿出了一条德国产的腰带,递给我说:“给你留个纪念,这是在德国买的。”这条腰带我一直保留至今。

不久,父亲又要离开家去北大教书了。这是我出生后父亲第二次离家远行,我心里有种失落感。此后,父子虽然每逢寒暑假都有见面机会,但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在我心里,父亲回国后似乎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到了中学时,已略懂世事的我似乎意识到了一种东西,那就是父母之间缺少一种东西,他们就像毫无干系的两个人,母亲只念过小学,对父亲搞的学问一窍不通。一辈子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父亲写的书。对于母亲的勤恳辛劳。父亲偶尔会流露出感激,但是我很少看见他对母亲说什么。

我发奋读书,于1952年考入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又可以和父亲见面了,我期待着这次能够真正的熟悉父亲。那年夏天,父亲将我接到北京大学,后送我到俄文专修学校报道,他让我住校并安排好了校宿舍。此后,每个周末,我会到北大和父亲团聚,这时候,我看到了父亲的博学和忙碌,内心萌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父亲这里条件较之家里要好很多,完全可以把母亲一起接来住,可并没有。我意识到:父母之间的差距之大,应该是父亲不愿意接母亲来京的最终原因。我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在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的姐姐,姐弟俩商量:毕业后回北京,再把母亲一起接过来,全家团聚……

1955年,姐姐季婉如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核工业部设计院,我分配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做翻译,后改做行政工作,但即使我俩在北京,和父亲接触依然不多,即使偶尔在一起也只是问问工作,从没有谈过家庭一句、母亲一句。

1959年,我也结婚成家了,并于1962年有了儿子季泓。这时,我想把母亲接到北京来,恰巧父亲又分配到了一套4室1厅的房子。于是,母亲和老祖一起来到了北京……那段生活,成了季家人最快乐的时光。家人朋友时常团聚,母亲会做一大桌子菜,看着众人狼吞虎咽。自己却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吃。后来我的女儿季清和姐姐的儿子何巍相继出生,天伦之乐抚慰着母亲那颗酸涩的心。

从一个幼小孩童,到成年结婚生子,我读懂了一个父亲的含义和责任,对父亲早年的做法埋怨在心,致使我仍旧很少喊他一声“爸爸”。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卷入漩涡被抓去了牛棚,这次我想喊他一声都难了。起初,我还能半夜偷偷去看一眼父亲,可风声越来越紧,我再也不敢去看了。这一次,我们父子第三次离别,又是长达数年……

三位亲人相继离世,父子积怨爆发老死不相往来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看不到父亲,又担心会出意外,母亲经常暗自落泪。1969年,父亲得以平反,但依然受文革冲击被派去了劳动。自1973年起,已经60岁的父亲开始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宏篇巨制基本译完。

1978年,父亲重获自由,恢复原北大东语系主任职务,同时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工作恢复,亲人团聚,一家人在历经风雨过后迎来了新的生活。这天,我发现,母亲在心喜过后突然变得神色暗淡。我问她怎么了,母亲说:“你说他,都忙了一辈子了,也不歇一歇。”透过母亲的话,我领悟到:晚年的母亲渴望老伴的关爱,希望父亲能陪她走过最后一程,这也正是我们做子女的想法,我决定找父亲谈谈。

那是一个周末,我准备在办公室谈家事,父亲说,就在家里吧。那天,他精神焕发,笑着问我:“延宗,你找我有事?”我略有所思道:“您都辛苦一辈子了,如今儿孙满堂,也该享受下晚年生活了。再说,母亲一辈子操劳,您俩在一起的时间远不及分开的时间长,您就多陪陪妈妈吧。”

父亲明白我的心意,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说到你母亲,她一辈子为咱们这个家操碎了心,我欠她太多了。可国家正在建设时期,需要每个人都出份力,我想利用有生之年,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多在学术上有所研究,所以就拜托你代我多陪陪你妈妈……”父亲的话无不在理,但我却认为父亲这一辈子,心中只有大家,却从未顾及过小家。细想起自己成长路上父爱的缺失,心中极为不适,我想和父亲争辩几句,但他说:“好了,就这样吧!”父子不欢而散。

一次,母亲过生日,我希望父亲能回来,但父亲说有事晚点回去,可到了晚上依旧没看到人归来,我心中不悦,心里很替母亲叫委屈。我甚至想把父亲“德国初恋”的秘密说出来,可最终还是没有。但是对父亲的怨恨再次加深。

1989,老祖突然离世,我的心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因为老祖和母亲一手将我抚养成人,点点滴滴的爱涌于心间。 1992年初,姐姐季婉如又因癌症去世……两年间两位亲人相继离世,母亲倍加伤心。此时,我没事时我就陪着老人聊天、散步,时常让儿女们也多陪陪她老人家。在我心目中,母爱胜过一切,正是母亲一生的隐忍,勤劳克已和奉献才换来全家的幸福啊! 1994年,母亲又一次住进了北大医院,那段时间,看着床榻上奄奄一息的老人,我无比担心,我希望父亲能停下手中的笔,来陪陪母亲,结果让母亲拦住了:“你父亲忙,不要打扰她,待我走之后,你一定要好好替我照顾好他。”母亲的话,让空气中骤然间迷漫起了悲怆的味道,我含泪答应。那一刹那间,我觉得母亲太善良了,但同时也对父亲更多了一份怨愤:你冷落了她一生,在她即将离开人世时,你总该来陪他几天、温暖下她那颗心酸难言的心吧?

几天后,母亲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父亲只是在她临终的时候才来到她身边,有父亲在身边陪伴,母亲临终时走得很安详。那一年我已经年近60岁了,也是个花甲老翁了。但我对母亲的离世依然难以释怀,守着母亲的遗照,我一次次老泪纵横。

因为对父亲心存积怨,因此我和父亲总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上格格不入。料理母亲的后事时,母亲的丧葬费花了四万多元。父亲说让我出2万元,以示对母亲尽孝心。而我听到父亲这么说,又觉得很刺耳,其实我不是不想出钱,身为人子,别说是为母亲花钱,就是让我舍弃一切我都愿意。但我在心里却希望父亲能多为母亲尽尽心。因此,我没有表态要掏钱。我的态度让父亲也很受刺激,虽然我没有明说,但他肯定也明白我的想法:“这么多年您觉得您能对得起我妈吗?这是您最后弥补内疚和缺憾的机会了。”

料理完母亲的后事,父亲又去忙工作了,我内心很悲愤,认为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完全没有那些著作高,对父亲数年的不满倾刻涌上心头,我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我对父亲说:“您为何一点也不关心一下我妈呢?多少年来,她心中只有您和这个家,可您在德国一呆就是11年,在北京独身又是10年,您脑子里全是学术,根本没把这个家当家。您太冷漠了!”

我的话刺痛了父亲,父亲心如撕裂般难受。父亲再也忍不住了:“你给我出去。”“好,走就走,我再也不想见您!”亲人离世,原本是应该缅怀母亲的父子俩,却因为互不理解,最终爆发了这场积压很久的争吵。我恨父亲,甚至恨他满屋子的书籍和学问,他们这一桩没有爱情的婚姻,让我出生开始感受的就不是欢乐,而是痛苦。我同情母亲,我开始公开发表文章反对父亲的学术思想。对于我的“叛逆”,父亲一直沉默着。

我和父亲的性格很类似,我们之间都很倔强,平时也很难心平气和地沟通。这一次他说出了这样绝情的话。我也一下子接受不了。从此,我赌气不再到父亲家里看望他,在郁闷和痛苦中,和年迈的老父亲开始“老死不相往来”。

13年后再相聚,冰释前嫌父子享受天伦之乐

其实父亲和我一样,都有一股沉默的倔气。那年春节,儿女们去看望爷爷,我没有过去。女儿回来告诉我,我不放心,问爷爷身体如何,孩子们说爷爷有专人照顾,现在正在专心创作《糖史》呢。我这才放心下来。

1995年的一个夏天,我看见父亲写的一篇文章《寸草心·我的妻子》:“在文化方面,她就是这个样子。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 ……我活到了八十多,参透了人生真谛。人生无常,无法抗御。我在极端的快乐中,往往心头闪过一丝暗影: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我们家这一出十分美满的戏,早晚会有煞戏的时候。果然,老祖先走了。去年德华又走了。她也已活到超过米寿,她可以瞑目了。 德华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当我看到这段话,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了解父亲,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知道,在对母亲的感情上,我对父亲可能有误解,父亲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对母亲是个冷血的人。也许,她是把对母亲的感情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里。

我决定去找父亲好好谈谈,那天是周末,来到了父亲所在的北大校内住处。可到了门口时,又担心当面相见会再惹老人生气,就找到父亲身边的人询问其身体状况,当得知父亲依旧精神焕发,还在专心创作时,我的心放下了,怏怏地回去了。逢过年过节,我都会往父亲秘书家里送去大量的山东斋菜,送了以后什么都不说。秘书自己家里留一部分,其余的便送给季羡林。因为秘书家不是山东人,做不出那种口味,父亲心知肚明,但是我沉默父亲也只是沉默。

2002年,父亲身边的人告诉我,他最近身体不是太好,在北大医院治疗。在问过详细情况后,我心里无比担忧,当即跑到解放军301医院,找到院领导,希望能让父亲来院进行治疗。在北大相关人员有协助下,9月,父亲被送进了301医院高干病房。

这一次,是父亲不愿意见我,2003年初,我来到301医院高干病区,结果在外面整整等了2个小时后,依然被拒之门外。工作人员告诉我:“季老不想见你,请回吧。”

我怎么也想不通:即使父亲再生气,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况且自己以往那么多次来看望,他应该明白有认错之意,怎么现在突然被己拒之门外了呢?

此时,受父母婚姻的影响,我的婚姻也一直磕磕绊绊。和父亲“决裂”后,我和老伴也离婚了,孤身一人生活。我的儿子季泓和女儿季清均已大学毕业在国外参加了工作,每次他们归国探亲,我首先安排他们去医院看望爷爷。父子的再一次疏离让我追悔莫及,想到父亲百岁老人,身边竟没有一位亲人,我的心无比的痛!

但不久,发生在我们家的又一件事让我和父亲之间的感情鸿沟更深了。父亲对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其实是个古道热肠的好人。他的工资是北大教师中最高的,因为他是五十年代第一批确定的“老一级”教授。但他每月的工资,经过房租、药费等各种开支七折八扣,领到手以后也没有多少,这些钱,他还要给小保姆张淑贞一半。

张淑珍当时30多岁,是安徽来的保姆,她是个单身妈妈,还有一个男孩在老家上学。因为经常惦记在老家的儿子,为了解除她的后顾之忧,父亲干脆让她把儿子接到北京来上中学,这期间,孩子的学杂费、生活费全部由他负担。父亲宽厚慷慨,让张淑珍感激涕零。所以,我的母亲去世后,保姆就担负起照顾父亲的责任来。

儿女长大成人后,在父亲的反对意见中,我和老伴离婚了。在和父亲“决裂”后,虽然表面上我装作不理父亲的样子,其实那是我在赌气,暗地里,我还是一直放心不下父亲。他的身体好不好?他的生活怎么样?善解人意的保姆张淑珍了解我的心思,经常打电话向我传递父亲那边的信息。时间长了,我们产生了感情。这件事我一直瞒着父亲,怕他接受不了。2004年,终于,当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我不得不告诉父亲我的决定。和我想得一样,父亲知道之后,非常生气,觉得我们之间的结合不合适,我也和父亲解释不清,干脆就再次对他报以沉默的态度。从此,我们父子之间的隔阂更深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家庭中的事务,我不愿意再提及。但亲情胜过任何是非,多年以后,当我和父亲抛弃隔阂的时候,过去的事情就都又烟消云散了。2008年11月的一天,我上网浏览信息,发现一则关于父亲的新闻正炒的火热,我赶紧了解情况,看到有人举报的“盗卖季羡林假画案”,我鼻子酸涩,13年没有见到父亲了,而父亲似乎过得并不愉快。

这时候,我也是73岁老翁了,我1995年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的身份退休,后来在位于中关村的李政道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做兼职研究工作。这一次,我一定要面见父亲!在有关人士和北大领导的参与下,2009年 11月7日早上,我和妻子早早起床,为父亲亲手做了他最爱吃的山东民间小吃“十香菜”、“懒龙”和“卷糊饼”,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了301医院。

一进病房,我就潸然泪下跪倒在地,向父亲赔罪认错。父亲抚摸着我的脸,也老泪纵横,动情地说:“我一直想见你啊,但我是父亲,要由你主动来见我才行啊!”父亲还是这样的性格,我来谢罪了,他心里也激动,但嘴上还不说软话。我只有紧紧的握着父亲的手,任泪水滴在父亲的手背上……

现在我几乎每天都到医院看望父亲,每天让妻子做两餐他爱吃的饭菜送过来。2009年春节,我把家人都接到了父亲所在的病房,并请来了“中国烹饪大师”张春生和病区值护士长、护工,大家围在一起包饺子,幸福、快乐萦绕在了整个房间。父亲高兴之际不时赋诗给大家助兴,初一的早上,我和妻子抱着出生刚7个月的儿子季宏德给爷爷拜年,他高兴地合不拢嘴,从稿费里拿出三万块钱,给孙子封了二个大大的红包。

那天,父亲的情绪特别好,他我小时候那样,看我的眼神还是那么慈祥。我们全家要走了,父亲还恋恋不舍,他还第一次提笔给我写了幅字。这两个父亲用正楷一笔一划凝神静气写就的“和谐”大字,被我端端正正地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让亲情在熙熙攘攘的现代社会变革中越来越脆弱,趁父亲健在,我庆幸自己为他送上这份不算迟的温馨问候!对于我来说,了解父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让我欣慰的是,现在,我终于可以让他在晚年享受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了。

(刊载于《知音》2009年5月上半月版

编辑:张保平 王小曼)

Advertis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