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封建社會根據兩條原則辦事﹕一條是“禮”﹐一條是“刑”。禮是不成文法典﹐以 褒貶來控制“君子”即貴族的行為。刑則不然﹑它只適用於“庶人”或“小人”即平民。這 就是《禮記》中說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曲禮》上)。 這証明了西周封建社會的不公平。

而在戰國之後,人們開始有了法制與平等的概念。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是公平的理念,打破西周封建社會的不公平。

據《史記 •商君列傳》記載:

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複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在西方,同樣發展出公平的想法和法律。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為一句表示任何人不論其身分地位為何,在法律之前皆平等,而不會因為其身分地位而獲有差別待遇的諺語。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概念不論在東方或西方都於相當早的時期便已萌芽,目前已知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是公元前552年的波斯人歐塔涅斯(Otanes),其表示:「人民統治的優點,首先在於它最美好的名聲,那就是──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公元前430年時,在一場雅典人紀念死去的戰爭英雄的集會上,伯里克利亦曾謂:「…當私人糾紛產生時,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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